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后发优势，实现了持续快速的技术进步。这需要具备技术落差足够大，经济体量足够小两个条件。
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后发优势的两个前提条件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一，中外技术落差已越来越平坦化。随着中国国内技术水平的持续进步，目前与全球先进技术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第二，中国经济的体量已今非昔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GDP总量已超越日本而位居全球第二。如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当前中国GDP总量与超过美国而位居全球第一。
在两个前提条件均发生根本变化之后，中国继续发挥后发优势的难度越来越大。随着发达国家日益把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开始实施各种针对中国的高新技术出口限制，并谋求封锁与打压中国。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美国政府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打造三个“T”,即TPP、TTIP与TISA。
所谓TPP，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所谓TTIP，指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所谓TISA，指国际贸易服务协定。这三个协定象征着美国政府尝试在WTO(世贸组织)之外构建更高标准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企图。而在这三个协定中，“知识产权条款”都是最核心条款之一。美国这样做的用意，就是要用这些条款，限制中国等新兴市场大国通过从外部引入先进技术来推动国内技术进步。
特朗普上台后，虽然美国政府暂时退出了TPP谈判，但却实施了直接打压中国的策略。从2018年春季开始，美国政府悍然发动了中美贸易战，其挑起贸易摩擦的主要借口之一，就是中国在“偷窃”美国的技术，以及通过“强制性技术转让”来“迫使”在中国经营的美资企业向中方合作者转移技术。在2020年年初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就有专门章节涉及知识产权内容。
此外，美国政府还在大范围调查回国效力的华裔科学家，并显著提高了在美国学习所谓“敏感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难度。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也极力加大了对中国企业并购美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审查力度。从特朗普政府的种种举措来看，未来中国企业要想从美国获取现金技术的难度会变得越来越大。其他发达国家虽然没有美国这么极端，但中国从外国获取先进技术的难度也已越来越大，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既然后发优势难以继续发挥，那么中国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渠道，自然会转向自主创新。近些年来，中国国内技术的自主创新的确取得了重大进展。如到2016年，在11个主要的科技创新指标国际排名中，中国在研究人员数量、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高科技产品出口额这4个指标上，已位列全球第一;在研发费用、国际科学论文数、被引用数、世界500强企业数、世界500强品牌数这5个指标上，已位列全球第二。
尽管如此，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还面临以下主要不足：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仍然依赖进口、原始创新能力弱、科技力量分散重复与项目重复导致整体效率不高、以论文为主导的科技评价导向，不适应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基本要求、培养与吸引顶尖人才的体制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自主创新前景：急需突破三大制约
一是中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依然较为薄弱。在过去更加依赖外源式创新之时，淡化知识产权要求的确有助于降低中国企业的模仿成本。然而，当需要激发国内自主创新之时，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将会降低创新企业的激励，因为它使后者不能充分获得创新成果带来的收益。
二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四万亿元财政刺激方案与天量银行信贷的最大受益者是国有企业。从2016年年底以来，政府开展了金融强监管、去杠杆、控风险行动，监管强化导致影子银行与商业银行表外融资规模大幅下降。由于民营企业是影子银行与商业银行表外融资的最大受益者，这次强化金融监管使民营企业也受到了很大压力。由于民营企业的创新动力普遍强于国有企业，上述现象对于激发国内的自主创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是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有所放缓。推进国内技术自主创新需要人力资本的支持。毫无疑问，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为国内技术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如当前中国存在巨大的“工程师红利”。然而，如前所述，自2008年以来中国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已显著放缓，这无疑将会影响到未来中国国内自主创新的可持续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宏观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波动与资产配置》(东方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本专题文章的分析和预测均为作者学术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