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12日，星期五，北京城西北郊的中国人民大学。上午九点钟，该校清史研究所30多岁的硕士研究生杨东梁，接待了专程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马丁。
这是一次经过人大校长办公室慎重安排的会面，大约90分钟左右气氛严肃的谈话，主题只有一个：四个月前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学术文章——《海防与塞防之争浅析》。杨东梁是此文作者。
稍稍知晓晚清历史的人都清楚，“海防与塞防之争”，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前后，多面受敌的清廷高层内部就边疆战略问题爆发的一次空前激烈的大论战，当时炙手可热的两位封疆大吏左宗棠和李鸿章，是论战双方主将。
一位美国驻华使馆官员，为何会对上百年前那场中国政府的内部论争，兴趣如此浓厚呢？
风波：一场美国外交官要求的会面
整整31年过去了，现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专家的杨东梁，依然记得与那场特殊会谈有关的几乎每一个细节。
那一年早些时候，人民大学校方突然接到北京市外事办公室通知，美国驻华使馆参赞陶汉和一秘马丁，希望在北京饭店宴请他们在读的学生杨东梁，时间是4月10日。
北京饭店是当年举办国务活动和外事接待的极少数高级酒店之一，主客两方的“身份”又如此不同，这可让人大校方领导大伤脑筋了。那时候中美正式建交才两年多一点（自1979年元旦起），多年舆论宣传所塑造的“美帝国主义者”强权的阴险形象仍然在中国大多数民众乃至知识界心目中根深蒂固。
经过商讨，校方最终决定：要见面可以，但杨东梁不能去北京饭店，请美方择日到学校来谈。美国使馆同意了学校的要求，只是参赞陶汉因日程安排不能一同前来。
那次推迟了足足两个月的谈话结束后，杨东梁当天就向校方整理提交了一份汇报材料。材料中记载，马丁最想知道的是，杨东梁为什么要写那篇文章？是不是有关部门领导事先组织，或报社编辑部预约的？因为“《光明日报》是很有影响的报纸，它的政治性是很强的”。
从马丁口中，杨东梁才第一次听说，他的文章当年2月10日刊发时，立即引起美国国务院的重视，文章译成英文后，他们做了认真研究，有些人认为，中国内部在对苏联、对中国台湾的态度上，出现了类似“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分歧，而该文“反映了中国政府的观点”，即对付苏联比对付中国台湾更重要。
马丁承认，美国国内仍习惯于从中国官方报刊上的言论来分析中国的政策，他特别指出，杨的文章中有一段话：“当时台湾事件了结不久，东南海防已非燃眉之急。相反，西北边疆却是大片国土沦丧，而且事态还在继续恶化。”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1981年，中美这对刚刚度过建交蜜月期的新战略伙伴，因美国根据其《对台湾关系法》坚持向台出售武器，导致两国关系出现了裂痕和危机。就在马丁登门拜访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研究生杨东梁后没几天，时任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访问北京，试图解释美国在与中国台湾维持非官方往来方面的政策。
潜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杨东梁，实事求是地回答，自己所做的是历史论文，不是政策、政治论文，观点只代表个人的研究所得，至于文章中提及的“台湾事件”，是指1874年日本对我国台湾岛的入侵，并非影射现实。
尽职尽责的马丁先生回去后怎么向美国国务院汇报，杨东梁不得而知。时过境迁，这位穷半生心血精研左宗棠史迹的学者回忆说，当年那段小插曲，只是冷战期间中美关系转折的特殊产物，但那也让他开始意识到，一度“靠边站”的历史人物左宗棠，并非仅仅属于那个已逐渐远去的时代。
